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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出西方文化的成果在知识，形成仅知识具有普遍价值，其余价值归诸个人选择而形成的相对主义，而相对主义进一步必然走向虚无主义，故现代社会是价值崩溃的虚无社会，人类前途十分危险。

(2)楚墓中为何没有法家作品?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肯定说绝对没有，因为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部分竹简尚末整理公布，还有不少遗失。求己源干孔子，《论语·卫灵公》已明确指出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

而孟子把自己与子思紧紧挂钩是因为他为了争取正统，而实际上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得之于曾子一系的，如他把德治发展为仁政，他把重内在修养向心性学迈出了一大步，他还推崇曾子的反求诸己等等。本文采用李裕民先生之说，除了李先生列举的身分，下葬年代，竹简中反映的某些思想与慎到思想接近外，从学派交流、融会角度看，慎到是由道入法的转关性人物，这一点已为学界公认[《庄子·天下篇》将慎到作为道家来评述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却将其作为法家来批判，韩非把慎到作为重势的法家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将慎到归于法家类。这里立论还是从教化出发的，强调君子教民要深入民心。这是最彻底的儒家态度。如何理解求己?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有一个比喻：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

西河派因重礼，务外还与法家接近。这里礼乐与刑法并举，同时作为治国教民之策，在儒家学者中是罕见的，但并非没有理论渊源。此二者之首领为亚里士多德与耶稣基督，亦犹东方之有孔子与释迦牟尼也。

他之欲二教合一，是一种面对西方挑战的刺激棗回应。孔子教人尚学，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皆不悦学。克己者，诚也，不自欺谓也。据吴宓记载：梅在哈佛大学邀请吴宓到他宿舍，屡次作竟日谈，慷慨流涕，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，历代圣贤、儒者思想之高深，中国旧礼俗、旧制度之优点，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宗教性就成为一切人和事都应具有的态度和品格，也就体现为人的一种道德属性。从前尚有人执孔子语为护符，近则并此虚伪之言论而亦无之。

[21]（P870）他还并引用梁启超在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中的话，说明儒家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在有其精神生活，而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，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。孔子所学，首重者曰成己，曰成人，曰克己，曰修身，曰尽己。腐学究食汉宋儒者之毒，此等人又食腐学究之毒。但闻其中有完全主张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，而趋向欧西极端卢骚派之作者，如易卜声、土敦堡、萧伯纳之流。

若本有文化，有特定之宗教之民族，其于新教也多为吸收，使于固有宗教立于主位，决不能喧宾夺主。他说不但一人一家，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，世界文化之进退，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，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，并试图通过孔子的道德人格来改良世道人心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后世教育不讲，民智日卑而鬼神祸福之说以张。处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下，他与一般的留学生不同，不是激烈的反对帝制复辟，也不是埋头读外文书，他带了一大批中国古书，而英文程度又不好，不能很好地进入西方社会，却又抱负甚大，自视甚高。

这种道德救国虽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，但不能忽视其正面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作用。[17]（P67）这种自觉的文化担当，乃学衡派的共同之处，只不过程度有不同，自觉不自觉罢了。

西汉诸儒咬文嚼字，牵强附会，务以求合时主心理。孔子教人尚恕，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，皆务责人而不克己。

[12]在《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》一文中，他把孔子作为人类人类理想中最高之人物：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是真正反孔反儒的学术界现在看法尚不一致。此吾侪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。又隆盛之礼节，以著其敬仰之诚心。他说美国人的道德退化已为其本国有心人所公认，彼辈方在大声疾呼，冀醒迷梦。……青年学者，中其说之毒，遂误以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图，一若焚经籍，毁孔庙，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，与列强并驱争先者。

欧化之威权魔力，深印入国人脑中，故凡为西洋货，不问其良否，即可畅销。有在理智之上，而为人所不能知者，是曰天。

盖此等人不通中文，从未研究中籍，见国人皆系腐学究，不足与外国人比，遂以为中学不如西学也。道德之功用，则援引第三级之人至第二级而已。

以余平生耳目闻见所及，实行孔子所言之道德者，寥寥可数，而充满社会国家之人物，所作所为，无往而非大悖于孔教者。（4）西方的苏格拉底的人文道德和佛陀印度的宗教精神，其共同的思想核心是主智的，而东方的中国孔子和西方的基督犹太，其共同的思想核心是主仁的。

特别是一些地方军阀也竟相通过一些可笑的尊孔举动来愚弄人民，如湖南唐生智且有祀孔之举，裸体游行。[6]孔子以人文化世，而不以宗教为务也。如吾国迷信祭祀之俗，在今日已流弊太深。梅光迪说：吾国近年以来，崇拜欧化，智识精神上，已惟欧西之马首是瞻，甘处于被征服地位。

他在《中国文化史·弁言》中认为，古人治六艺，都是治史，因此，儒学即史学[20]。[10]（P112）第四，孔教与中国文化建设。

可见，在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全面展开时，新文化派和学衡派的先驱人物还是有共同语言的，但已见分裂的端倪。具体地说，（1）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。

[2]这样，由孝而仁，由人性之培育而达人道之生成，便是改良社会的正道。（6） 主智者明则诚矣，主仁者诚则明矣，是明诚的统一。

他说：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，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。其语殆不可以偻举，惟其以此为重，故不暇及于外，而怨天尤人之意，自无自而生。吾国向来之于佛教，近来日本人之于耶稣皆然。[10]（P75）宗教、道德，皆教人向上也。

在柳诒徵看来，孔子之道在历史上未曾完全实行的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君主专制政治对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，二是科举制度对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。而专奉耶稣之精神，可欲使吾人全弃其旧者，而专奉耶教使之喧宾夺主，岂非作梦乎？且吾最反对礼拜寺与教士，礼拜寺与教士非代表耶教者也。

有在理智之下，而为人所不能尽知者，是曰物。）最为合理，认为，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，只有应用儒家的思想，才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，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，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。

其次，学衡派成员最直接的现实刺激是右的方面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、糟贱，这主要是民国以来大小军阀以及地方势力利用孔子，拉大旗作虎皮，掩盖并美化自己的争权夺利，欲行专制统治的政治行动，如恢复孔教，举行祀孔仪式，要求学校尊孔读经，并呼嚣把孔教定为国教，即企图把儒学变成真正的宗教以为其服务，以礼教立国，这自然谈不上对孔子儒学的认真研究和正确理解。但他并没有否认社会事物的发明创造是进化的，而是从宏观上看，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，种族衰弱，时呈扰乱分割之状。